历史学家陈寅恪审查哲学家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时，就六朝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道路提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的概念，并且将“道教之真精神”归结为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尽量吸收各种外来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两个方面，也就是思想文化交流互动中的两种态度，前一种态度展现出开放的精神，后一种态度凸显出守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立场。这里面，既包含了六朝隋唐道教取得思想文化成就的一种经验，也包含了道教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的内在的思想逻辑，对于我们思考当代道教的“中国化”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六朝以后道教吸收佛学内容，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吸收其“缘起性空”的思想方法，以“非有非无”的遮诠来诠释华夏文明传统的最高概念——“道”，从而摆脱魏晋玄学“贵无”和“崇有”两派的纷争、纠结，形成中国思想界理解和诠释“道”的方法论新格局。但“非有非无”的遮诠，也必然虚化“道”的价值内涵，解构思想执念的意愿很明显，凝聚集体信念的功能却不彰。所以道教在吸收佛学的同时，又坚持先秦两汉以来的精神传统，信守自然造化之“道”真实不枉，从而建构起一套“道”乃“亦有亦无”的理论体系，既走出经学、玄学的困局，也匡扶“道”的价值内涵，规避虚化。这在六朝隋唐的历史上，就是道教的“重玄学”。而北宋以后新儒家的“旧途径”，简言之就是沿着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路向，转而关注现实社会的文明建设，开创出一派“旧邦新命”的大格局。 

　　从佛学的“非有非无”到道教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亦有亦无”，是六朝隋唐道教在思想交流互动中所取得的一项成就，也是一种历史经验。那么，道教何以能取得这种成就呢？归结起来，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就是一个出发点，即“道可道，非常道”，意思也就是说“常道”虽然是大全的、永恒的，但人类对于“常道”的认知，或者先圣、自然对于人类的启示，却总是有偏颇、有地域和时代等种种局限的。这种偏颇以及局限性，注定一切追求道理的教化方式，都只能是“随方设教”。“方”的基本含义有两条，一是地域，二是时代，“随方设教”就意味着一切教化方式对于特定的地域和时代应当具有适应性、随顺性。没有这样的适应性、随顺性，教化方式与特定的社会相脱离甚至是分庭抗礼，教化方式就会成为社会离散而非融聚的力量，违背立教行化的本旨。当然，既然是本着“常道”在特定的社会立教行化，那么“常道”对于特定社会的价值，也就在于其超越性，可以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挥思而后知不足的引导作用。而将适应性与超越性圆融结合起来，简言之就是敬畏“常道”，尊重社会，在“常道”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谦卑之桥，推进俗世理想。 

　　由于历史铸就了“道教之真精神”这样一种传统，所以当代道教推动中国化，从可以观察到的种种迹象来看，已经成为道教界的自觉的意识。例如近些年，中国道教协会积极筹划开展“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希望通过对自身教义的体系化诠释，适应社会的发展，自觉承担复兴华夏文明的使命，并在“师古而用今”的意义上，为中国社会的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持。可以相信，道教界自觉的这些努力，将使道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既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更加积极有效地回馈社会。 

（作者卢国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