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所属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主编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预计，“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将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的民族工作领域而言尤为如此。

　　西方所谓的“60年代” ，实际上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结束于上世纪70年代。但就民族事务而言，持续的时间还更长，有些地方甚至延伸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期，西方各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总体上告别了种族主义、同化主义阶段，开始实施承认和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化政策。

　　让当代人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当时的中国曾以其特有的魅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过西方的这一转型。反观今天，在我们即将步入“现代化”的门槛、也将经历类似当年西方的转型期时，再回首曾经影响西方“60年代”的中国“魅力”，其意义并不仅限于东西方比较上。无论是国内学界在民族问题上略显热闹的争论，还是实际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其中也都有浓厚的转型期特点。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我们的“魅力”曾影响和推动过西方“60年代”转型，我们能不能靠当年的“魅力”顺利实现今天自己的转型？

　　西方在上世纪60年代完成民族事务转型

　　西方“60年代”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转型，主要表现为由传统的体质上、文化上歧视、隔离或灭绝少数族群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向多文化、多民族多元共生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过渡。经过这一转型，西方各国实现了民族关系的相对包容与社会的总体稳定，多民族国家初步走上了动态且平稳的运行轨道。    

　　在民族事务上，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曾走过不少弯路。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少数民族事务的负面影响，有关少数人权利保护的主张“名誉扫地” ，西方各国要么有意回避“少数人”议题，要么仍坚持原有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理念和制度。种族主义、同化主义不仅在美国等国仍大行其道，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有意回避“少数人”议题，在少数人权利保护上享有盛誉的国际劳工组织直到1958年还对“同化”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

　　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给劫后余生的西方各国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上世纪50年代已经起步的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使整个西方世界如日中天，被形容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各个弱势群体的平等意识也迅速增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转型压力。例如美国出现了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包括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以及要求改革教育体制的学生运动和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等等，其中声势最大的当数争取社会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原住民的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他们曾强占原住民事务署并将其作为自己在美国的“大使馆”，迫使当局妥协。美国总统肯尼迪惊呼：“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 也不能拯救少数的富人” 。在欧洲，在早已实行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的意大利的南蒂罗尔，过时的、帝制模式的“自治”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急需调整和改善。佛朗哥的强硬也使西班牙的同化主义政策难以继续招架下去。整个西方的“民族”事务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

　　在美国，面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年轻的总统肯尼迪提出“新边疆”口号，力图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继任者约翰逊则要构建“伟大社会”，开始向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顽疾开战。1964年，美国通过《民权法案》，宣告种族隔离为违法，在雇佣关系中不得存在以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为由的歧视。1965年，国会通过《选举权法》，黑人及其它有色人种享有平等投票权。根据这些法律实施的一系列“反歧视行动” ，使有关就业和大学录取措施大幅度向少数人倾斜。原住民权利也开始得到承认和有效保护，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其中包括《印第安人自决和教育援助法》、《原住美国人住房援助和自决法》和《印第安部落能源开发与自决法》等。这些法律都旨在保证原住民享有应有的权益。

　　加拿大的转型更多体现在以语言为主的多元文化政策上。1963年，联邦政府成立双语言和双文化的皇家委员会。1972年起，联邦政府设立专门掌管多元文化事宜的部门，并于1973年成立由100多个族群代表组成的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加拿大咨询委员会。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分三步骤进行的：一是英裔加拿大人与法裔加拿大人这两大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通过“双语言·双文化政策”解决，于1969年专门制定“共用语法”；二是上世纪80年代起进行的修宪，以明确原住民族的权利，将对加拿大国家主体的认识由传统的英法裔“二主体”改为包括原住民族在内的“三主体”；三是接受其他少数集团对加拿大“双语言、二文化”特征的反对意见，将其政策延伸为全覆盖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并将文化多元主义写入宪法条文之中。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是在1973年，由时任移民部长拉格斯访问加拿大而“引进”的。1989年，联邦政府制定《国家议程》，明确将多元文化上升为基本国策，并着手建立成套的机构：在政府系统，如朝野各政党都成立有多元文化委员会以负责相关工作。政府则在总理直接领导下设有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和土著人事务办公室，还成立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1985年成立，原名称是移民和民族事务部）和土著人与托雷斯海峡岛屿委员会，分别负责少数民族（移民）和原住民事务；在民间团体方面，有介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半官方机构，如多元文化基金会、民族社团理事会全国办公室、艺术委员会等，还有众多社会服务机构，如土著人研究院、特殊广播电视服务局、翻译中心、民族咨询局、特殊语言学校、多元文化健康中心等等。澳大利亚原住民状况也得到较大的改善。1993年的《土著人对其土地所有权法案》，在法律上承认了他们拥有对所失土地的所有权。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在悉尼首次主办（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次）全球多元文化大会。美国黑人内阁成员佩尼说，多元文化在世界上已是一个时髦的语言，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起了领导作用。

　　旧大陆欧洲也逐渐放弃同化主义，实行包括民族自治在内的制度转型。1975年，统治西班牙30多年的佛朗哥病故，国家开始转型，实施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全面地方自治。在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对二战后建立的带有帝国治理色彩的“分而治之”、相互制约的模式进行改革，确立新的具有实质内容和特征的民族区域自治架构。北欧地区的原住民事务也取得实质性转型。在挪威，1984年成立萨米人权利委员会；1987年通过《萨米法》，1989年成立了萨米人议会，该议会于1991年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的承认。

　　西方的转型已经反映到国际层面上。其中突出的成果是1992年《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和2007年《联合国原住人民权利宣言》。这两个宣言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国际文件的问世，表明国际社会也已就“转型”取得普遍的共识，实现了由传统的肯定同化主义“转型”到肯定多元文化、承认和尊重各民族平等共生。

　　总的来说，经过“转型”，西方各国的少数人事务得到根本性改观，实现了由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到多民族、多文化的共生共存。在新大陆，初步清除了针对黑人等移民群体融入社会主流生活的制度障碍，保障了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保障了印第安人等原住民群体对其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在旧大陆，通过各种类型的“民族自治”和“权力下放”等，也初步构建起有关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制度架构。

　　中国是如何影响西方转型的？

　　当年中国的“魅力”对西方“60年代”转型的影响是怎么进行的呢？首先，是通过面对面的较量实现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可算作是新中国与包括黑人在内的美国各种族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面对面的接触，其影响和后果不可小视。这一接触使美国种族主义的理念和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曾经发生的一支美军黑人连队集体投降的事件就是例证。

　　这是美军第25步兵师第24团C连，该连队90％以上士兵是黑人。在1950年11月的一次战役中，C连被包围在一个凹形树林中。志愿军战士不失时机地喊话：“被压迫的黑人兄弟们，你们在美国社会中是受种族歧视的，在美国军队中你们仍然受种族歧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是对白人和黑人俘虏同等待遇。”经过一番曲折，该连最后集体投降。这一事件使美国军方高层震惊不已。3个月后，经美国国防部长批准，美军宣布一项改编计划：开始实行黑人和白人混编体制。这就是说，美国取消种族隔离制度是从朝鲜战场开始的。当美国过时的种族主义遇上主张民族平等与公平正义的新中国“民族”理念时，其一触即溃的必然性可想而知。

   到上世纪60年代，充满“民族”自信的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当年，因遭通缉而流亡国外的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曾两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其发表支援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一要求，于1963年8月8日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得到了黑人的广泛欢迎。威廉将该声明同林肯的《解放宣言》相提并论，称其为“一个新的解放宣言。”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1968年4月4日，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以后，毛泽东再次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发生的黑人抗暴斗争。毛泽东的支持在美国黑人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68年4月13日，日本《朝日新闻》驻美记者辰浓和男曾引用一位黑人领袖的话介绍，“在我们美国黑人中间，占压倒多数的人崇敬毛泽东主席！”辰浓和男还称，他在纽瓦克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一个黑人工人家庭时，该工人拿出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英文版并称赞其是一本好书，在这位工人家的墙上还挂着毛泽东的照片。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黑豹党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底特律骚乱（1967 年）发生后甚至说到，毛泽东的许多教导正在帮助美国黑人觉醒起来。

   如果谈起中国影响之最，自然要提起法国的“五月风暴”。这是于1968年5月爆发的一场社会运动。在这场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整个社会政治危机的过程中，许多游行队伍都高举写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标语的巨大横幅。一些“毛派”青年甚至模仿中国“红卫兵”，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绿军装，头戴军帽，在巴黎的大街上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尽管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并不是一无所获。运动导致了法国左翼力量——社会党党魁密特朗上台执政达14年之久，并与法共合作进行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法、新选举法、最低工资法等都是这场运动的直接产物。运动使法国这个欧洲大陆式保守型社会进一步向更加公平正义的现代福利社会转型。

   1960年，年轻的特鲁多曾来华访问，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没有做任何通知，就直接闯入了课堂，甚至是学生宿舍”，所看到的却是“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洋溢着生活的欢愉。国家让他们（少数民族）受到教育，有吃有住，这些年轻人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再抱怨当前的制度……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马克思主义学习”。他看到中国拒绝当时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同化主义，而是让各民族“能够永远存在下去”。联系到当时加拿大日益严峻的魁北克问题，特鲁多呼吁“渥太华政府要向北京学习”。年轻的特鲁多似乎发现了中国民族政策的真谛所在。而当他10年后真的在加拿大当家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呼吁别人“要向北京学习”，而是自己动手实践了。加拿大由此成为世界上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最早的国家。

   当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街头巷尾身穿绿军装、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的年轻人，其实更是一种理念。特别是在“民族”方面，当年中国影响西方的核心内容是反对将民族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和真正践行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使他们“永远存在”下去的政治理念。无论是朝鲜战争中的黑人和巴黎街头的年轻人，还是当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参观时深受触动的特鲁多，他们所接触、所看到，并引起他们共鸣的就是中国“民族”制度的公平正义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是少数民族所享有的地位和尊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4年4月4日，作者明浩）